值得注意的是,过去10年,包括成都、济南、长春等在内,不少省会城市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来扩容。
一些地方政府近期提出撤县(市)改区的计划。比如,2021年5月,中共贵州省委、贵州省人民政府《关于支持实施“强省会”五年行动 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》提出,支持贵阳市“一市三县”撤县(市)设市辖区。
不过,在慎重从严把握撤县(市)改区,严控省会城市规模扩张的政策基调之下,未来这一道路已经不再好走。未来打造强省会,更多要依靠产业发展和创新驱动,走高质量的扩容路。
过去10年,一些省会城市已经做出了榜样。比如郑州、杭州和成都,过去10年间踏上产业发展的“快车道”,2011年—2021年,这些省会城市的GDP首位度分别提升了2.63个、2.17个和2.1个百分点。
其中,郑州的崛起得益于优良的交通环境、所在省份的广阔腹地,拥有大批劳动人口,不断承接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,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等。除了众所周知的富士康落户郑州之外,郑州也开展系列活动迎接高端产业转移。比如中国(郑州)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连续举办多届,不仅仅引入劳动密集型产业,不少先进制造业也落户郑州。
根据河南省委直属机关工委宣传部数据,“十三五”以来,通过连续举办中国(郑州)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、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等重大招商活动,豫京、豫沪、豫浙、豫苏等跨区域合作不断深入,全省承接先进制造业亿元以上重点项目3422个,实际到位省外资金1.2万亿元。
近年来,郑州市先后引进了华为、浪潮、新华三、上汽、格力、海尔等一大批先进制造业项目,新上项目形成新的增量,加快了郑州市产业结构调整。郑州市在2008年以前,煤电铝等资源型产业比重高达60%以上,但通过十多年的努力,2021年,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已经占到了工业比重的43.4%。
成都“十二五”规划提出,要把成都建成中西部地区创业环境最优、人居环境最佳、综合竞争力最强的现代特大中心城市。为此,成都锁定了中西部产业层次的最高点,大力发展电子信息、生物医药、新能源、新材料、航空航天、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。经过多年发展之后,成都的电子信息产业表现尤为突出。
2020年,成都电子信息产业规模达到10065.7亿元,同比增长19.8%,首个万亿级产业诞生。2021年成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1.4%,五大先进制造业合计增长11.2%,其中电子信息产业增长20.4%。
目前,成都建设电子信息产业集群,拓展电子信息上下游产业链,积极发展相应的科研和教育,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已经形成“集团优势”。
如果说郑州、成都分别是中部和西部省会城市的代表,那么杭州的首位度提升,则是东部省会城市的“标杆”。
2021年,杭州规上工业增加值4100亿元,同比增长10.6%;两年平均增长7.1%,比2019年提高2个百分点,为2015年以来最高增速。高端制造势头良好,规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.4%,高于规上工业增速5.8个百分点。支柱行业贡献明显,计算机通信电子制造业、医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8.0%和18.1%,两年平均增长15.7%和12.6%。
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,在城镇化率接近65%的当下,对于省会城市来说,正处于一个关键阶段。
首先,省会城市仍然有较强的发展需求。不过,单纯依靠撤县(市)改区做大省会,以此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不可持续,营商环境也未必有明显提升,反而容易引发人口、产业流向中心城区,进一步加重“大城市病”。
因此,以城市群、都市圈为依托,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、特色化发展,同时更好地完善区域协调机制,省会城市才能真正做大做强。省会城市对周边城市所起的作用,过去更强调资金、人口向省会集中,未来有条件的省会城市应该更多考虑与周边城市分工协作,在避免“大城市病”将部分产业、功能向外疏解的同时,带动周边城市发展,为省会城市可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的“生态环境”。
其次,随着中国自然人口增长接近拐点,过去10年人口持续流入省会城市的进程会放缓,甚至会随着省会城市生活成本、房价的提升而部分出现停滞乃至倒流。这意味着,未来省会城市之间,乃至与其他大城市的人口竞争更激烈,这更为考验省会城市在提供有竞争力的就业岗位和公共服务,打造宜居宜业城市等方面的能力。
最后,省会城市尽管能够依靠行政优势落地更多大项目,但中国的城镇化已经进入新的阶段,很多省会城市的城镇化水平已经很高。未来将更考验省会城市精细化和高质量发展的能力,一味依靠投资的“粗放型”发展已经越来越困难。因此,各个省会城市如何根据自身所具备的比较优势,制定差异化发展之路,将是一道“必答题”。
来源:西宁晚报